金建国之初，使用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宋官印。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海陵王和金世宗时期(1149—1189年)成为金代公印的典范时期，公印铸造精工，外观平整光滑，很少见到气孔和毛刺。金印一般印背左侧刻造印机构名称，如少府监、礼部、尚书礼部、行宫礼部等。右侧刻铸印年及月。印台侧面刻印文名或兼印章的编号。如公元1200年的金“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印台左侧面刻“库普里根必刺谋克印”，印背右侧刻铸印年月“永安五年闰二月”，左侧刻造印机构“礼部造”。印章是一种用于盖章的工具，通常由印章材料、印章机械和印章设计三部分组成。山东篆刻印章
印章款识除了可作书法碑帖艺术品来鉴赏外，有些款识还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它可以或记事或抒情，或谈艺或品味，读之令人神往，发思古之幽情。所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不单是指印文，而且也适合款识，两者都具有金铸玉琢的微妙感觉，同样引人入胜，唤起我们不尽的联想，带给我们无穷的意味。印谱是印文以及款识的载体。钤拓精美的印谱不仅可以让我们尽情欣赏其中的佳作，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印谱的钤拓，在清道光之前，都是只用印泥朱拓印章，并不墨拓款识，直到西泠印章艺术昌盛繁荣的晚期，才有林云楼以拓碑帖的方法为赵之深墨拓印款，置于印谱后面。广州篆刻印章价格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魏的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鼻钮升高，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
历代诸如文学家、诗人、书画家都对印章情有独钟，许多印人同时也兼工诗书画，他们常常取用一些警世恒言，或诗词佳句作为印章内容，以作为空闲之用。当我们看到这类语句时，往往饶有兴趣，自身种下善根。印章初是信物，起印证作用。宋、元以后，因注重了书画题跋和署款，书家们逐渐认识到印章的艺术作用并注意在书法作品中发挥这一作用，使书、印合璧的艺术得以形成。书、印相映成趣，不但使书法作品增色，活跃气氛，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而且能调整重心，补救布局上的不足，对作品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
清代百官印等级区分同样十分严格，印章普遍有所增大。其字体有蒙古文楷书、满文、汉篆等。常见的是汉满文对照同时出现在印面上，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点。其中汉篆中，九叠文不太兴盛，出现了玉箸篆、悬针篆、柳叶篆、芝英篆等等。官印：官方所用之印章。历代官印，各有制度，不仅名称不同，形状、大小、印文、纽式也有差异。印章由皇家颁发，权力，以区别官阶和显示爵秩。官印一般比私印大，谨严稳重，多四方形，有鼻纽。私印：官印以外印章之统称。私印体制复杂，可以从字意，文字安排，制作方法，治印材料以及构成形式上分成各种类别。斋馆印：古人常为自己的居室，书斋命名，并常以之制成印章。唐李沁有“端居室”一印，约为此类印章的早者。印章按所篆刻的内容来分，主要分为名章和闲章，名章之外，统称为闲章。书法作品上是否盖引首章要看需要而定。
宋初百废待兴，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不久重铸公印时，印文多嵌“新”或“新铸”字样，以区别于五代公印，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东关县新铸印”等。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以后印边逐渐加宽，如989年铸“拱圣七都虞侯朱记”印边已比印文宽近1倍，达0.1厘米。到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铸“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印边已宽达0.3厘米。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铸造，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与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标明铸印年月，如“东关县新铸印”背凿“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中期以后，在刻凿年款的同时，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少府监”的名称。如“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挥使朱记”。南宋公印转由文思院统管，背款中“少府监”遂为“文思院”取代。靖康元年（1126年）靖康之难后，宋代官员仓皇南渡，印信多有遗失。如款首过于整齐，需“破形”；款尾印章分量太重，需“提升”；作品上印章分布单调，这时应考虑盖引首章。广东印章材料
新社会达到高科技，的光敏印章，可用万次加一次油，利于宣传传统文化，恒言妙句。适用。山东篆刻印章
印章根据历代人民的习惯有：“印章”、“印信”、“记”、“朱记”、“合同”、“关防”、“图章”、“符”、“契”、“押”、“戳子”等各种称呼。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用作封发对象、简牍之用，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以防私拆，并作信验。而官印又象征权力。后筒简牍易为纸帛，封泥之用渐废。印章用朱色钤盖，除日常应用外，又多用于书画题识，遂成为我国特有的艺术品之一。古代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元代以后盛行石章。其它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以及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也被流传下来。山东篆刻印章
